那一年是公元668年，秋天刚刚到来，凉风习习，带着一丝寒意，仿佛预示着一段历史即将结束。平壤城外，唐军的旗帜像白雪一样覆盖在战场上，号角声震天响。薛仁贵穿着白色战袍，站在城墙上，下面跪着高句丽的最后一任国王高藏，脸色苍白，显然已经心如死灰。经历了七百年的战斗，这一刻终于到了决战的时刻，所有的恩怨也将在这里画上句号。

历史书上通常将这场战争描述为唐高宗有大功、李勣智谋过人、薛仁贵勇猛无敌，但要我说，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，而是一股从汉武帝时代延续下来的“执念”。这种执念深入骨髓，影响着每一个朝代，前一个朝代没能实现的目标，后一个朝代依然会继续努力，直到达成目的。真正打败高句丽的，既不是杨广带领的百万大军，也不是李世民的“天可汗”名号，而是那种“我一定要拿下辽东”的坚定决心。

杨广是最惨的一个。612年，他在萨水河边准备渡江，带着威风凛凛的龙舟和震天的鼓声，帆布在风中猎猎作响，似乎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悬念。他自信满满，认为这一次一定能够大获全胜，毕竟隋朝的国力最强，他还动员了百万大军，几百万民夫，粮草堆成山，准备一举解决高句丽，实现统一天下的梦想。然而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高句丽那边有一位将军叫乙支文德，看似名不见经传，但却巧妙地将杨广诱入了陷阱，假装自己不敌，最终将隋军打得七连败。最后一次，隋军三十万渡河，却被高句丽放水，河水泛滥，结果全军覆没，隋军惨败，血流成河。消息传回中原，整个朝廷都震惊了，隋朝的最强军竟然被“蛮夷”击败了。杨广从此元气大伤，民心丧失，隋朝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灭亡了。

尽管后人批评杨广昏庸暴虐，但他其实是那个“执念”的牺牲品。他的失败，成为后代皇帝的警钟，很多人都从中汲取教训，重新审视战争的方式。

到了李世民，他是个能打的帝王，打下了突厥和西域的大片疆土，但高句丽依然是他心头的一根刺。贞观十九年，李世民带领十万大军亲征高句丽，前期李勣、李道宗等指挥得当，接连攻破了十座城池，大家都以为这一次胜利已成定局。但当唐军进攻安市城时，遇到了意外的困难。城中的守将杨万春箭术非凡，准确得令人惊讶，唐军使用了云梯和抛石机等一切攻城器械，却始终未能攻破城墙。李世民愤怒地说道：“破城后不留活口”，然而，城池依旧岿然不动。唐军甚至修土山从上方进攻，结果大雨倾盆，土山坍塌，反而为守军提供了掩护。经过三个月的激战，唐军士兵疲惫不堪，粮草也告急，最终只能撤退。

那一晚，李世民坐在营地，看着漫天雪花和点点营火，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辽东的事，不能光靠打。”意思是需要换个思路，不能再单纯依赖军事力量了。

等到李治继位时，虽然大家认为他软弱无力，但其实他才是最狠的那一个。他深入研究父皇留下的资料，发现了一个关键点，那就是“新罗”这两个字。于是他改变策略，不再一味地与高句丽硬拼，而是开始运筹帷幄，巧妙布局。他先是与新罗结盟，让百济和高句丽互相攻伐，削弱它们的力量。而后高句丽的当家人物渊盖苏文死后，唐朝迎来了机会。660年，新罗向唐朝求援，李治立即派遣苏定方带领十三万大军出征，迅速灭掉百济，彻底打乱了高句丽的局势。随后，唐军切断了高句丽的粮道，纵火焚烧田地，传播谣言，使得高句丽内部人心惶惶，形势变得更加艰难。六年后，渊盖苏文死，高句丽陷入内战，最高领导的儿子竟然带着唐军一起反叛，最终平壤城被攻破，七百年的恩怨终于得到清算。

那一天，风刮得像刀子一样锋利，唐军的旗帜在空中猎猎作响。薛仁贵的白袍上染满了鲜血，而年老的李勣看着战场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终于结束了。”

后来，唐朝在辽东地区设立了安东都护府，正式控制了辽东地区。从汉武帝设立“汉四郡”开始，到这场胜利，整整过去了七百零五年。这一段历史，见证了一个国家在长时间里不断追求未完成的目标，而这股“执念”从未消退。

这就是中国的厉害之处——别人打一仗就结束，我们却能打上七百年，始终没有放弃。失败并不可耻，真正可怕的是忘记了曾经的目标与执念。